东部时间2月22日凌晨5时,纽约州长岛一栋楼房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.时间这么早,居住在这里的科尔文的母亲深感大事不妙.26年来,女儿总是出现在最可怕的地方,老太太不免担惊受怕.
2月22日,科尔文本应离开叙利亚,报社总编以叙利亚形势太过凶险为由,要求她立即撤离.但科尔文还是留了下来,因为她正在做一篇重要报道.
母亲深知女儿的执着:"如果一你认识我的女儿,就知道,劝她远离战场只是白费口舌.她如此坚定不移,对自己的采访充满热忱,这是她的生命."
自2001年报道斯里兰卡内战失去左眼之后,科尔文一直戴着黑色眼罩.不少老同行离开了战地记者的圈子,不再奔走于第一线,科尔文却不知疲倦,成为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战地记者.
许久以前,科尔文曾远离一线,在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国际部办公桌后面待了几年.那段时间,她几乎无聊死了.不久后,科尔文又登上飞机,奔赴下一个危险之地.
当朋友或同行带着家人出游或度假时,科尔文作出了自己的选择--投身到战地记者事业中去,其他诸如健康、家庭、个人生活的一切,统统排在第二位.她有过三次婚姻,却都以失败告终,也从未生儿育女.
从战场归来的她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"和平年代",因为生活安静得让她发慌.她回忆说,"在经历了战争、炮火和逃亡以后,我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.""得奖也让我焦躁不安,我始终有一种负罪感,感觉自己是从战争中受益的人.我们把那些人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,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."她因此曾产生一种负罪感.
"战地报道本质上和从前一样,总有人要去那里,看看发生了什么."科尔文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称,"如果你不亲临那个人们被子弹射中的地方,那个有人向你开枪的地方,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消息."
"我们总是问自己为这样的报道付出的风险是否值得,以及如何区分勇敢与鲁莽."科尔文在演讲中说.她的答案是值得,哪怕她为此付出了左眼,甚至生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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